特朗普的威逼与鲍威尔的硬扛
围绕着是否降息的争论,双方互呛声浪此起彼伏。
一个是一国首脑,一个是央行行长,理论上看应是上下级的领导与被领导、控制与服从的角色关系,只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体制与利益构架中,总统特朗普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关系却不那么简单。
当特朗普习惯性地仰仗着自己的总统权势,不断越界染指甚至侵犯自己的“法属之地”时,鲍威尔也理直气壮地站出来为维护任职机构的传统尊严而摇旗呐喊。围绕着是否降息的争论,双方互呛声浪更是此起彼伏。
特朗普能用的方式都用了
虽然鲍威尔是受特朗普钦点才走到美联储主席位置上,但似乎从其履职开始,特朗普就没给过满意评分。这不仅仅是因为鲍威尔很少听从使唤,更缘于特朗普执政风格的武断与强势。特朗普再次出任总统以来,双方“口舌战”不断升级,白宫与美联储的关系也紧张得如快要崩断的弦,特朗普为劝导与驯服鲍威尔,花费了不少心思与精力,调动不少口舌。
特朗普虽是地产商人出身,但在文质彬彬的鲍威尔面前,还是懂得不能失掉必要的礼貌,所以在第一任期内虽对鲍威尔“加息过快、降息不足”的行为提出过公开指责,但还没有发展到拍桌子的地步。第二任期一开始,特朗普依然在为降息释放出提醒式信息,今年3月以后,特朗普一方面明示关税政策的影响已开始逐渐渗透到美国经济中,美联储降低利率应与关税措施齐头并进;另一方面指出食品杂货价格(特别是鸡蛋)降了,能源价格也降了,希望美联储“做正确的事”,言辞之中虽夹杂着不少着急成分,但仍在耐着性子向鲍威尔隔空喊话。
但对于并不顺从自己的鲍威尔,脾气火暴的特朗普也会破口说出十分不中听的话,他不仅公开批评美联储那帮理事不懂如何刺激经济,也毫不掩饰地夸自己“比美联储更懂利率”。特朗普还批评美联储和鲍威尔“未能阻止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并“在银行监管方面做得非常糟糕”。
不同于首次担任总统期间对鲍威尔总体尽显怀柔与礼貌姿态,再次入主白宫后特朗普变得更加咄咄逼人。由于鲍威尔不配合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特朗普一方面将鲍威尔公开判定为“阻碍美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另一方面不止一次地威胁要解雇鲍威尔,明确宣称不会让鲍威尔继续留任。对于特朗普的威压,鲍威尔则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受法律保护”,并以法律不允许总统随意解雇美联储官员怼了回去。
借力打力是特朗普的迂回战术,只是这一御人工具并非特朗普的主动作为,而是来自关键幕僚的旁敲侧击。同为公共职能机构,一个印钱,一个管钱,美联储与财政部在过去75年的合作中一直很顺畅,新上任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对调解特朗普与鲍威尔的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贝森特认为,白宫不应当将重点放在美联储设定的隔夜利率上,他建议将短期美债置换为不同期限长期债券,以此显著减少短债利息支出的压力。也就是说,贝森特想通过压缩短期国债发行量拉低短债收益率,进而影响短期货币利率,同时增加长期国债发行规模,此举无形之中也可让总统与央行行长避开左冲右突的窘境,且这种市场化利率管制办法得到了特朗普的认可,进而让特朗普在与鲍威尔的打擂中收起了不少尖锐的锋芒。
特朗普不改诉求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提振经济、抑制通胀以及促进就业回升是其执政面临的核心使命,这种情况下只要通过降息、减税等大力度的宏观政策手段便能很快收到成效。
但进入新的任期后,特朗普面对的经济情形完全不同。目前来看,美国经济总体较为稳健,劳动力市场韧性也较为显著,而且通货膨胀出现了阶段性边际走低势头。站得越高,上跳的空间也越小,特朗普要让选民看到经济成绩,就必须走出超常规的政策路线,除了大力度减税以及对外极限提高进口关税外,快速且大幅降息也在其政策篮子之中。
不断扩大的美国贸易赤字是特朗普最不喜欢看到的事情。数据显示,去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1.21万亿美元,为美国建国近250年来贸易赤字最多的一年。在特朗普看来,贸易逆差产生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太低,而贸易国对美国出口商品所征关税太高,因此美国必须收取“对等关税”。在削减贸易赤字的同时,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真正目的还有抬高国际资本在非美国家的投资运营成本,进而倒逼企业加大在美投资,实现美国制造业的复兴。
高峰时期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占比一度达到28%,如今只有10%,特朗普认为这种结果不仅降低了就业需求,也导致了美国通货膨胀缺乏稳定的根基。然而,目前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时薪34美元,远超中国、印度、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同时,据毕马威的全球制造业成本调查报告,美国制造业“初级成本”(劳动力、地租、水电、税收和利率等)竞争力在17个被调查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四;另外,美国的环境保护标准和劳工权益保护也会增加制造业运营成本,初步测算,全美制造企业为遵守联邦法规需要支付的总成本在去年达到了3.1万亿美元。高昂的综合成本构成了资本回流美国制造业的重大制约,并且其中的许多成本带有很强的刚性,正是如此,在进一步降低企业纳税成本的同时,特朗普希望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而其中的核心阀门就是美联储降低利率。
与贸易赤字相伴随的是挥之不去的财政赤字。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1.83万亿美元,规模为史上第三,进入新的财年后,2024年10月~2025年3月,联邦政府财政收支缺口接续扩大至1.307万亿美元,为美国历史上第二高的同期赤字纪录,仅次于2021财年上半年的1.706万亿美元。进入第二个执政期以来,特朗普又是开启大力度减税,又是准备大搞基建,还要花巨资购买比特币,国家的各项硬性支出在3.5万亿美元左右,医保支出更是超出2.6万亿美元,再加上国债利息支出,整个公共开支至少超出收入的1.7倍,因此,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特朗普政府都会面临入不敷出的局面。
美国历届总统解决财政赤字的统一做法是通过发行国债来融资,但目前美国国债的存量规模已超过36万亿美元,前一财年国债利息支出已达1.1万亿美元,创出过往26年的最高水平,而在2025财年的前5个月中,政府公债利息支出又较上年同期增长10%。而降低利息支出负担与化解财政赤字压力立竿见影的做法就是美联储降低利率,进而带动国债收益率走低。
虽然特朗普接受了贝森特国债发行“缩短加长”的建议,但增加长期国债发行规模的结果却是推高国债收益率,且供给端规模的扩张也要需求端的匹配共振,而无论是一级市场的国内投资者还是国际购买者,增大采购量的前提就是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情况下,长端国债收益率的陡峭趋势会不断加剧,未来利率成本也会水涨船高。说得直白一点,“缩短加长”的搞法其实就是将债务负担留给了后人,政府债务利息支出也没有下来,特朗普最终还是会回归到对美联储货币利率上来,由此他与鲍威尔之间的“推拿”虽偶尔会现轻柔姿势,但整体力度难以舒缓。
鲍威尔还能坚守多久?
虽然今年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不断走低,但美联储两次货币政策会议都做出了利率水平维持不变的决定,理由是物价水平正在朝着2%的政策目标运动,但距离依旧较远,通胀仍有一定黏性,同时关税政策可能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大“不确定性”。日前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鲍威尔发出强烈警告称,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极有可能”刺激通胀暂时上升,且影响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由于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明显超过预期,市场也在不断调高美国通胀数字,其中野村将今年美国核心CPI涨幅从年初的3.5%调高至4.5%,穆迪警告称3月CPI可能是今年美国物价的最低点,从5月份开始通胀数据将变得更加糟糕。对于美联储来说,利率政策的调整并不依赖于物价的短期表现,而是更加关注其长期走势,既然目前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黏度,同时关税政策极有可能诱发“通胀螺旋”风险,那么在降息问题上就要趋于谨慎。
受到再通胀的侵蚀,美国财政部前部长耶伦指出,关税政策可能让美国普通家庭每年支出增加近4000美元,同时今年以来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走软,最新月份数值已经滑落至两年来的最低位置,对此,美联储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速调低至1.7%,并指出存在着物价上涨与增长停滞相并行的滞胀风险,同时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等对美国经济衰退的预判概率也在不断上升。
虽然维护经济增长与实现充分就业也是美联储政策的基本目标,但历史证明,如果前者与物价稳定和抗击通胀的使命相冲突,美联储必然会优先考虑遏制通胀。不同于经济增长是政府多部门的共同目标,控制通货膨胀是独有美联储必须履行的职责,何况美联储还有深刻的教训。20世纪70年代初,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强行要求时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维持低利率,结果美国通胀率从1970年的5.9%飙升至1974年的12.2%,失业率也突破9%。如今,尼克松的做法似乎在特朗普身上再现,痛定思痛,料美联储不会轻易低头就范。
那么,鲍威尔的硬顶是否会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带来戛然而止的风险?按照美国法律,美国总统没有权力直接罢免美联储主席,即便是美联储主席出现了严重错误,确实需要罢免其职务,也须有国会三分之二的成员投票通过才可以,更何况鲍威尔无论是个人生活作风还是决策行为结果都很难让特朗普找出瑕疵。
但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正在不断为总统行政权的扩张进行策应性背书。四年前,最高法院作出判决,总统可以以任何理由解雇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局长,从而首次推翻了国会为独立机构委员设立的免责保障,今年以来,特朗普也先后解除了美国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主席威尔科克斯和人事系统保护委员会主席哈里斯的职务,由于威尔科克斯与哈里斯目前还在普通工作岗位上,特朗普日前向最高法院提出了解雇两人的紧急请求,此举无疑又挑起了外界对鲍威尔去留的更多猜想。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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